近一段时间以来，达赖集团持续炒作达赖转世问题，抛出所谓“达赖自主转世”“转世到自由国度”等歪理谬论，企图误导国际社会认知。作为中国藏传佛教所独创的一种宗教传承继位制度，活佛转世制度历经700多年的发展演变，已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严谨而又严密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对于有影响的大活佛转世实行国内寻访、金瓶掣签、报请中央政府批准等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已成为活佛转世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一、达赖转世自古至今都不由其本人说了算

活佛转世制度最初是为解决藏传佛教教派首领的传承继任而出现的，始于噶举派中的噶玛噶举派。1252年，蒙古大汗蒙哥将噶玛噶举高僧噶玛拔希奉为上师，并赐给金边黑帽及金印。当时的噶玛噶举派拥有大量土地、牲畜、牧场和属民等财富和势力范围，为将本教派经济利益和政治特权传承下去，噶玛拔希便以佛教意识不灭、生死轮回、“化身再现，乘愿而来”为依据，临终前要求弟子寻找一孩童作为自己的继承人，由此开启了活佛转世先例。

达赖喇嘛活佛转世系统形成后，1587年，明中央政府封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为“朵尔只唱”，赐印，准许进贡，这是达赖喇嘛转世系统首次受到中央政府的封赐。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应召到达北京朝见清顺治皇帝，被清中央政府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赐金册金印，表明达赖喇嘛这一封号及其在西藏宗教界的合法地位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确定。此后，历世达赖喇嘛转世须经中央政府批准和册封遂成定制。1793 年，为解决此前大活佛转世中可能出现的弊端，清朝政府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正式确立金瓶掣签制度，规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认定必须在中央政府代表监督下，通过金瓶掣签确定，最终由中央政府批准和册封。

自金瓶掣签制度确定后，第十世、十一世、十二世达赖喇嘛是经过金瓶掣签认定的，九世、十三世、十四世达赖喇嘛经中央政府批准免于掣签。但无论是掣签还是免于掣签，均需中央政府最终批准。所以，达赖喇嘛转世从来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按照宗教界的一些说法，上世活佛的遗嘱在寻访灵童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但并不是唯一的依据。

二、达赖转世必须遵循宗教仪轨、历史定制和法律法规

在几百年的活佛转世实践中，特别是在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中，形成了占卜、观湖、密访、辨认遗物、金瓶掣签、坐床和中央政策册封等规范严密的运作程序和仪轨制度。此外，中央王朝封赐名号、授予印信是各教派大活佛获得合法权利的重要前提，达赖喇嘛的名号及其地位就是由清朝中央政府封赐、确认的。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也是在1940年报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批准免于金瓶掣签、继任坐床的。

从现实看，中国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颁有《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根据尊重藏传佛教信仰特点和依法治国的原则，规定了活佛转世的条件、审批程序、宗教团体和政府职责等，标志着中国对活佛转世管理进一步法制化。仅2007年《办法》颁布以来，就有近百名活佛按照宗教仪轨、历史定制和法律法规，完成转世事宜，得到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拥护。

三、中国政府不干预达赖转世过程

活佛转世的寻访、认定均由寺庙和宗教团体按照宗教传统进行，政府只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主要履行审核与批准的行政职责，并不是由政府直接去认定活动，政府不会干预宗教内部事务。

达赖转世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任何国家、任何势力、任何个人都无权干涉。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会依法管理本国的宗教事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与境外分裂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所鼓噪的所谓“无神论”干预“有神论”信仰毫不相干，而是国家主权、政府职责的必然要求。

四、达赖集团操弄达赖转世问题不得人心

在达赖转世问题上，达赖集团上蹿下跳，每隔一段时间就抛出一个歪理谬论，“取消转世”、“在生转世”、“转世成女性”、“转世成动物”等层出不穷，充分表明其并非出于促进藏传佛教健康发展，而是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特别是十四世达赖声称“将转世在境外”更是荒谬至极。

历史上，藏传佛教包括达赖、班禅在内的有重要影响的活佛都是降生在中国境内，这是宗教界和广大信众普遍认同的历史习惯，国内寻访已经成为活佛转世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藏传佛教本身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是中国本土化的宗教。藏传佛教的主要传播区域和信众主体在中国，转世活佛的传承世系发端于中国，属于中国的寺院，其转世管理是中国宗教事务管理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依法坚持属地管理、国内寻访原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宗教无国界，但教徒是有国界的。历世达赖喇嘛的母寺是中国的哲蚌寺，历世达赖喇嘛等大活佛也是在中国国内寻访认定的，绝没有国外寻访的先例。

十四世达赖口口声声称“尊重西藏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却在转世问题上破坏藏传佛教传统，伤害信教群众感情，违背中国法律。其操弄转世的行为不过是政治闹剧，必将遭到藏传佛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的坚决反对，必然被历史抛弃。